昆德拉不止一次的问：小说是什么？他引用犹太人一个精彩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因此，他想象出：佛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了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便诞生了。他总喜欢把小说艺术来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显然“思”与“笑”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关系。昆德拉对此自己做出了解释：
因为人一思索，真理就躲开了他。因为人越是思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因为人从来就不是他想是的那样。早在现代的黎明时分，走出中世纪的人所处的这一基本状况就已经显露出来：唐吉珂德思索，而逃离他们的不仅是世界的真理，还有他们的自我的真理。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们看到了并抓住了人的这一新的情况，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小说的艺术》第154页）
不管是唐吉珂德之思，还是桑乔之思，都表现出人类精神的一种偏执，包括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艺术，以及掌握这一哲学的思想家，都免不了自我偏执的局限，所以，我们总是能从前一代的思想与艺术那里看到这种时过境迁一类的东西，包括预言的失算，神圣的衰落，理论变成谬论，理想走向反面，如此等等。无一不是“思”之后果。现在的思考正是对过去的思考的一种否定，行为的主体，要为自己的行为不断的做出解释，这是思考的根源，然而，这种思考是没有终止的，因为否定没有终止。所以，人总是处于“无知”的状态。你的思考本身就肯定了自己的无知。而“笑”是智慧的境界，它必须要高于“思”的现实状态。人类依靠什么才能把握上帝之笑呢？依靠的是历史的高度，像后代人回顾前一个时代，这就置身于智者的境界了。
此外，“笑”的状态还是局外人的身份，为什么欧洲小说从拉伯雷开始？为什么只有拉伯雷听到了上帝的笑声？因为从拉伯雷开始脱离了诗－局内人的“自我”倾向，笑才成为可能。这个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有某种契合，既然人诗一种总要解释自我的存在，只有当他“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视角中才能把握自身，死亡的状态是真正的局外人。然而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死亡的人无法观察到活着的人，所以人只能陷入苦苦的思索，给上帝提供足够的笑料。
昆德拉关于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小说等于反激情的诗。他还列举了最伟大之辈，他们都是以反激情为特征的：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当然，他们艺术生命里的笑声，早就跨越了拉伯雷的时代，局外人的身份也已经无法维持笑的优越感。昆德拉谈到了果戈里这位幽默家伤感的思考：“如果人们认真地久久地注视一件有趣的故事，那故事就会越来越发愁。”欧洲由于长时间地注视自身的有趣历史，以至于到了20世纪，拉伯雷的快乐历史就变成了尤奈斯库绝望的喜剧，所以尤奈斯库有言：“区别于可怕和可笑的，只是很少一点东西。”欧洲笑的历史倒翻了一个跟头。历史进入了一个怀疑的时代，艺术家不再发出局外人隔岸观火的笑声。昆德拉举例，卡夫卡吧《审判》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包括作者自己。“卡夫卡现象却把我们带到里面，带进笑话的深处，带进喜剧的可怕之中。”
第三，“笑”的状态是艺术家个人的表现，荣格解释了艺术家人格分裂这个历史问题，他区分了艺术家的生活和艺术家的作品之间的差别。“作为个人的艺术家”，体现的是艺术家的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是一个极其普通，庸俗或低级趣味的人，甚至品行十分糟糕和卑鄙。然而，“作为艺术家的个人”，他便十社会良知的化身，是一个集体的人，客观的无个性的人，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实现目的的人”。所以，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永远是真理和正义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就是半个上帝。这种居高临下的观察视角就使得他能够看穿世俗人生得种种偏颇，弱点，丑陋和愚蠢。
卡夫卡《城堡》里有一段高深莫测的对话，似乎就是呼应了昆德拉：
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为什么这样逡巡不前？只要你按着寓言去做，你自己也就成了寓言，这样，日常的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另一个人说：我敢打赌，这一段话也是一个寓言。
另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是，不幸的是，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赢了。
第一个人说：不，你在实际上赢了，在寓言的意义上却输啦。
卡夫卡大胆得断言，在实际上我们总是赢家。我们有把握得胜。只是在寓言得意义上，或者说只有在头脑中进行各种有自觉意识得思考时，失败才成为一种可能性。卡夫卡笔下得主人公，当他们为着一个明确得目标而拼搏的时候，其思想的欲望才强烈起来，要求解释自己的行为，同时他们失败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
昆德拉断言，不快活的人从没有听过上帝的笑，他们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思考同样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个人，恰恰在于它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所有人都有权被理解。
